召回国际热钱，增加本国投资，驱动经济增长同时增加就业岗位。作为实现该战略目标的重要一环，美国政府的本次税改成将发挥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前景的重要变量，是我们当前谈论未来中国经济绕不开的话题。

很多文章大概意思是说，“加息”和“缩表”这两种货币手段，对于召回国际热钱回美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它对于召回在中国的实业投资这部分资本的作用有限。所谓“缩表”的表指的是资产负债表，就是美联储要减少它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也就是缩减基础货币的规模。这些货币金融政策听起来是很复杂，但是它的基本思路其实也不难理解， 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各国央行都搞货币宽松，大水漫灌拼命发钞票，同时把利率降得非常低，鼓励大家借钱投资，拉动复苏，几年间美国搞了几轮量化宽松，现在经济好转，为抑制投资过热，美联储要改变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两种手段，一是加息，二是美联储抛售持有的债券，停止到期债券的再投资，起到回收基础货币的作用，也就减少了世界范围内美元的流动性，相应的也就减少美元投资流入中国，中国实际能利用的外资规模就减少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因果传递的链条。缩表主要是减少了中国能够利用外资的这个“增量”，减少了未来流入中国资本的数量，但是对于在中国的这些外资的存量它未必能起到很直接的作用，然而“减税” 作为终极大招则是直接对在中国的这种实业投资发出了回到美国的号召。据统计，投入实业的外资在中国外资总量当中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大约是44%，言外之意，中国实业投资领域的外资将剧烈缩减，大量企业将流回美国，这将对中国的经济构成沉重打击。

美国企业会不会因为川普的减税就大量回流到美国？别的国家会不会改变想法，以后不在中国投资，有新的产业投资就投到美国去？这实际上它是取决于每个企业对自己利润的核算。我们这里笼统做个简单分析，企业的成本构成里“劳动力成本”美国肯定是高于中国的，“原物料成本”和每个企业所处的行业有关，没有办法一概而论，对制造业整体来说，中美水平相当，另一些生产过程当中的成本，比如土地使用成本，仓储物流成本，电力能源成本等等，也是要区分行业和地区，也涉及到供应链的长短，不好一概而论。总的来说，中美在这些方面正在接近，但成本中剩下的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税赋”，川普降低企业税之后，确实能大大提高美国在这方面的竞争力。

上述常见文章的分析角度存在一个局限性，即仅仅是从“成本”的角度来分析川普减税以后它所带来的中美两国在吸引资本方面竞争力变化，而企业决定把钱投在哪里，最终权衡的因素并不仅仅是成本，更重要的是收入中扣除成本的“利润”，即“投资回报”，也就是说对一个美国企业来讲，就算在中国用工成本增加，土地使用成本也上升，但是只要它认为中国这个市场的规模够大，在这个市场获取的利润仍然高于它在美国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再卖到中国来，那么它仍然会选择留在中国，或者仍然会选择增加在中国的投资。

所以我们在分析川普的税改政策对中国造成影响的时候，只从“削减企业成本”这个角度是不够的，同样还要看更重要的另一端，减税以后企业在美国生产能够多大程度增加收入，即减税释放美国社会消费力的问题，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扩大美国国内市场的规模，这是衡量减税以后中美两国吸引外资竞争力变化非常重要的因素。换言之，通过减税扩大美国国内市场规模才是美国的“终极大招”，至少我认为它会更重要一些。

目前多数分析文章的共识是中产阶级高收入阶层从这个税改当中获益较多，而低收入者会有一些损失，至于有多少损失，存在争论。财新网在十月底有一篇文章就认为，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它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多年以来是相对固定的，所以可以直接推算出来税改直接释放的消费力3000亿美元。也就是个人所得税降低，那么家庭可支配的收入增多，仅仅如此直接释放的消费力就有3000亿美元，这还未包括税改以后企业减轻了税赋负担，投资增长会增加工作机会以及带来员工收入的提升，间接导致消费力增长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税改一段时间以后，美国国内市场的规模会扩大。美国在减税，消费能力被释放；中国不断加税，导致中国的中产阶级它的消费能力被挤压，一消一涨这个权衡的天平恐怕目前来看是朝美国方向倾斜，即便中美两国国内消费市场总量都在增长，但是美国减税所带来的消费力释放，至少它又给美国多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竞争砝码。另外，法律制度、社会环境等软环境健全稳定程度会影响人们的安全感以及对未来生活的预期，将直接影响消费，同时也会增加或降低对企业的吸引力。

上述是被很多文章所忽略的一个因素，即减税对美国国内市场规模变化的影响，释放了国内消费力的问题。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因素，就是在比较中美劳动力成本的时候过于简单化。

通常人们把“工资”仅仅作为会计报表上的一个成本科目，长久以来人们认为中国在此拥有成本优势，但实际上企业真正去比较的并不是工资数字的多少，而是“劳动生产率”，同样它也是一个投入和产出关系的问题。美国的劳工成本算工资比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还要高几倍，这个差距短时间内不会缩短，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劳动者“硬技能”普遍较高，比如受教育的平均水平较高。同时劳动力素质还包括“软技能”，劳动者的个人和社会品格也构成了劳动力的隐性成本，我们在比较中美工资高低的同时，最终还是得从成效上来衡量，不同行业差别也很大，因而我们不能一味说中国人工便宜，所以在中国生产就一定比在美国划算。

中美在企业治理成本上还有一些常被人忽略的问题，比如西方让企业为之疯狂的“工会制度”，中国工会组织不发达，所以罢工劳资纠纷少一点，这是在中国的一个优势。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强调外企的党支部建设，资本家普遍认为这是个长远威胁，因为这种组织很容易就变成企业内部的特殊利益集团，轻则影响经营，重则干涉决策。从总体趋势来看，技术密集型企业在国际定价权上有比较强的优势，也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工资高低这个数字他们敏感程度较弱，他们更关注自己企业文化创造力和对市场的反应效率，所以这部分企业在川普减税以后，或许回流美国的动力相对会更强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短时间内不至于大举撤出中国。

综上，川普的减税确实在中美经贸关系当中释放了一个大招，让竞争的天平大大向美国方向倾斜，它不仅仅是削减了企业税负的成本，更重要的是他释放了消费力，扩大了美国国内消费市场。双方财政政策所处的阶段不一样，中国政府现在能够应对的政策性工具并不多，既不能跟进减税又不想多举债，相反要加税，并增强对境内资本管制，控制资金外流，所以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还会受到挤压，同时类似万达、复兴案的发生慨率增加。一段时间以后，这两个方向相反的财政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到底会对两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许很快一两年之内这个结果就会非常明显。

文/任伟 Garry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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